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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虫剂的使用台经济、卫生和环境方面产生的副作用从未像现在这样明显,世界各国政府和农民都越来越指望“虫害综合治理”—一种通过借助自然的虫害防治办法把杀虫#lJ的使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方法能够改变滥用杀虫剂的现状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资助下,9个亚洲国家日前已经实施全面的虫害综介治理计划美国的口标是到世纪之交把虫害综合治理的使用范围扩大到75%的作物区附界银行已经与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起来,通过新建立的全球虫害综合治理中心共同推广“虫害综合治理”计划尽管人们对减少使用杀虫filj有兴趣但是实际上1994年全球杀虫hl的销传景却增加了,并且是l()年来增长最快的年〔其后,销售量还在进一步增加,这意味着杀虫剂将危害更多的人11和卜地.了与染更多的河流、地下水和自然环境利用自然界的力量治虫旱在1959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一种可取代化学虫害防治办法的选择方案当时,美国加州大学的昆虫学家已经发现具有革命意义的“虫害综合治理”力法前提是,农场是一个简化J的L一态系统,这种假设对虫害治理产/tJ.,}喜的结果(t{未受l几扰的森林、沙漠或沼泽地,爆发虫害的情况终究是比较罕见的。

　　这些产仁态系统中各种不同因素的相互作用可能使其中f币何一种因素都无法支配其他成分L研究人员开始巴这种“制衡”特点当成一种重要的白然力量「为什么不利用自然界的自我调节本领来控制农场的虫害呢了然而,模仿以生态系统变化为华础的虫寿治理是一件错综复杂的事情它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有些足新的,有此是古老的,井:l.侮种方法只与某一农场的条件tll适应J冬中个重要的力一法是使作物多样化,以扰乱害虫的生存环境,或为害虫的大敌提供生存环境这种“拼作”防治,叭从采取许多形式例如,可以在同块111上科,植儿种作物,即所谓的间作技术,些劳动力充足的发展中国家常常使用这种力一法美国L荞人使用了儿个社七纪的耕作模式是把J二米、南瓜和豆类放在一起混种这种模式的变化形式也可以通过长时间的作物轮作来获得美国常见的一种轮作模式是矫隔年轮流种植米和人豆此外,“虫害综合治理”还可以采取齐种}物手段例如,农民川以通过释放付i食J以l艺虫来增加害虫天敌的种群有日J-这种方法还要求引

　　进新的“外来”种类--一一种在本地区无法自然产生的生物种类这种方法需要十分下r细的试验.但是如果害虫本扮足弓卜进的.歼一日_新物种只捕食这种害虫的话,它就可以收到巨大的效益。另外一些生物手段是由某些可以用作杀虫剂的自然毒素构成的。例如,除虫菊酷是从植物中提取的一组重要的植物杀虫剂。有些“生物杀虫剂”完全是有机物,通常是细菌—结核芽胞杆菌很可能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由于生物杀虫剂产生于自然界,因此总的来说,它们比合成杀虫剂更适合于环境。

　　所有这些可供选择的方案的共同点是两种非常大胆但基本上是保守的设想。首先认为对虫害应该“治理”,而不是“消灭”。容许一定程度的虫害,而不是一发现虫害征兆,就选择化学药品加以消灭。如果农民一心想消灭害虫,他在增加杀虫剂上所花的钱就可能超过增产的作物的收人,这在经济上是一种不合理的策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过度喷洒杀虫剂的做法从生态上说是没有意义的:农民采取这种做法,要么会提高害虫的抗药性,要么会消灭害虫的天敌,使自己面临在杀虫剂的泥潭中陷得越来越深的危险杀虫剂的预定杀伤力一般都太大,因此最初主张保护生态的“虫害综合治理”

　　方法只是把使用杀虫剂作为最后一招,在比较安全的方法失败以后才使用〕第二种设想既新奇又古老,它直接源于第一种设想:成功的虫害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技能,而儿乎不依赖常规杀虫剂。由于治理虫害比根除虫害复杂,并且为适应当地条件,治理办法必须因农场而异,因此训练有素的农民是非常重要的。根据主张保护生态环境的“虫害综合治理”方法,农民无法在杀虫剂容器外得到虫害治理的使用说明,甚至从政府附属机构那儿也根本无法得到。农民必须根据对自己农场生态系统的熟悉和了解制定自己的策略。

　　虫害综合治理新的改良后的“虫害综合治理”办法继承了这种方法最初保护生态的主张“虫害综合治理”方法迄今取得的最大的成功之一是始于80年代末的印度尼西亚经验,这一成功证实“虫害综合治理”无论是作为一种生态保护计划还是作为一种社会计划都是可行的1986年,印度尼西亚实现水稻生产自给自足这个长期目标后两年,稻田中的水稻几乎被稻褐飞虱蚕食殆尽稻褐飞虱最初是一种次要的害虫,70年代这种害虫的天敌被杀虫剂消灭后,它就曾使印度尼西亚的水稻生产损失ro多亿美元〔到80年代末,它又大举卷土重来了

　　一年之内,它就摧毁了足以供300万人食用的水稻。由于杀虫剂和抗病虫害作物品种已经失去作用,印度尼西亚政府被迫去寻找新的解决办法。印度尼西亚选择了“虫害综合治理”

　　办法,并成为第一个在广泛基础上实施“虫害综合治理”计划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政策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保证了“虫害综合治理”是强有力的,也是有生态基础。杀虫剂被降为次要地位,其中57种杀虫剂被禁止用于水稻,杀虫剂补贴也被取消了,每年为政府节省1.2亿美元。尽管这些被禁用的化学品仍可以在其他作物上使用,并且没有参加“虫害综合治理”计划的水稻种植者仍可以暗地使用被禁用的杀虫剂,但是这项政策表明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决心实行保护生态的“虫害综合治理”办法。

　　保护生态的“虫害综合治理”还取得了其他几项成就。联合国粮农组织亚洲9国的“虫害综合治理”计划与印度尼西亚相似,并且同样显示出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其中7个得到数据的国家中,受过培训的农民使用的杀虫剂和这方面的开支可能大大减少,而产量却增加了。

　　使用杀虫剂的危害虽然这些进展是令人鼓舞的,但是大量使用杀虫剂的危害仍在继续威胁着我们。例如,至少能抵抗一种杀虫剂的昆虫、杂草和植物病原休已经从1965年的182种增加到目前的驯刃多种。至少17种昆虫已经显示出对各种主要杀虫剂有部分抗药性〔对除草剂有抗药性的杂草10年前只有十几种,目前已经增加到84种。

　　同样,杀虫剂对保健和生态的影响仍然伴随着我们。在一些地区,作用持久的有机氯杀虫剂已经被分解速度更快、喷洒量较少的化学品取代。但是,这些较新型杀虫剂毒性往往较高,因此对农民构成更大的直接威胁。

　　与此同时,开发新型杀虫剂的任务一年比一年艰巨。,日前,一种新的杀虫剂需要ro年时间才能从概念变为实物〔〕许多大型化工公司的总部都设在欧洲,该地区每种新产品的研究和设计成本从1975年的平均2500万欧洲货币单位增加到1992年的1.25亿欧洲货币单位。

　　同时,新型杀虫剂开发缓慢意味着一些专利权已经期满失效的产品在市场上所占的份额(目前已达50%)仍在继续上升,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些较陈旧的产品(包括DD1等有机氯杀虫剂)仍在继续影响使用者、消费者以及农业生态系统。虫害治理的前景1991年,印度尼西亚约35万农民动员起来,采取收集卵块、设置捕虫器和培育益虫的办法挫败成群稻白螟的袭击。

　　这种协同行动显示印度尼西亚的“虫害综合治理”计划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但是,这种行动要到更多的人看清杀虫剂背后的秘密之后才会出现。当然,掩盖这个问题的宣传很大部分来自杀虫剂生产厂家,他们常常把自己的产品吹嘘成“有利于虫害综合治理”的产品。“虫害综合治理”还必须克服财政上的主要障碍。有些开发项目和农业信贷组织有时规定把使用杀虫剂作为种援助条件。这种作法使农民—有时甚至是整个国家—陷入充满不必要的投资的体制之中。“虫害综合治理”计划必须得到金融家和农民的支持:一旦他们认识到“虫害综合治理”可以带来长期稳定的收人,他们就会投资于这项计划。

　　其中一部分投资应该用于各个不同地区的纯理论研究,以提高我们对虫害综合治理在各种作物和害虫力一面的潜力的认识。“虫害综合治理”已经成为最成功的虫害治理手段如今,必须进一步研究解决杂草和病原体的综合治理办法但是,目前大多数虫害防治研究—除了杀虫剂的研究与开发以外—都致力于培育抗病虫害的作物品种。这种遗传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并且与“虫害综合治理”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同时还必须研究虫害治理的广义的生态问题。

　　“虫害综合治理”的实施要动员广大农民的参与.从传统农业的标准来看,治理虫害毕竟是农业中的一种自然过程,并且治理虫害的最佳人选是农民。